【西北四马】“四马驱孙”战贺兰：马家军与孙殿英军阀混战

1934年初，发生在宁夏的“四马驱孙”之战，是一次由国民党“中央”势力一手导演的，一场地方军阀之间的伙并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所谓的四马，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这四个土生土长的西北军阀，另一方是曾因盗东陵而闻名全国的流氓军阀孙殿英。战争的结果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孙殿英战败，八万大军土崩瓦解，胜利的“四马”亦损失不小。得利的是蒋介石“中央”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北的控制，受害的是战区人民，饱受兵灾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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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西进的起因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抗战爆发。紧接着，日军大举进犯热河及长城沿线各隘口，热河守军东北军汤玉麟部55军一触即溃，日军长躯直入。面对危急的形成，主持华北军政的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警急抽调华北各路驻军迎敌。41军孙殿英部也在此次被征调之列，此时他和他的队伍正驻扎在晋东南的晋城一带，自中原大战以后，他蛰居于此已有两年多了。

当初中原大战，孙殿英见反蒋联军势大，便跟随冯、阎反蒋，不料冯、阎兵败，幸亏他见机得早，得以率残部渡过黄河，退到晋东南。中原大战后，负责华北善后的张学良，只给了孙殿英一个师的编制，经多方请托，花重金走了孔祥熙的门路，才在“九·一八”之后第三天，给加了一个41军的名义，实际仍仅辖1个40师，编成丁悖庭、刘月亭两个旅，计六个团，定员2.2万人。这点实力，与孙殿英当初拥兵七、八万，纵横中原的时候比起来，实在是大不如前。因此，退居晋东南的两年时光，孙殿英并没有虚度，他把精力全都花在了扩充实力上。两年来，孙殿英一面派人回河南老家，利用“庙会道”的关系，广收门徒，招募壮丁;一面在晋南开办修械、印刷、制造三局筹集饷械。

所谓修械局实际是一个小型兵工厂，利用中原大战后太原兵工厂缩减规模的机会，聘用了一部分原太原兵工厂的工人，生产出一种号称“孙殿英”的步枪，六五口径，枪身和刺刀连成一体，总共生产了几万枝，孙军全部换装这种步枪，原有杂色枪械一律淘汰，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孙对此十分得意。印刷局专门印制假钞，从天津请来洋人技师，主要伪造河北省银行的钞票，也仿造过一部分山西省银行和绥远官钱局的钞票，后因山西票跌价和山西当局抗议而作罢。制造局是从天津租界请来两个日本人作顾问，制造贩卖“戒烟红丸”，实际是以戒烟为名，行贩毒之实，当是该局生产的“戒烟红丸”，被人称作“殿英红丸”，比起鸦片烟膏来，吸食方便，劲头更大，既可用烟枪吸，又可用矮古丁泡着喝，还可以像吸白面(海洛英)一样点“高射炮”(装在香烟里吸)，这种“红丸”销售快，赚钱多，是孙殿英解决超编部队粮饷的主要来源。通过这些手段，两年下来，孙殿英又发展到3,7000多人，大大超出额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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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在晋南的休整扩充，引起了一个人的极大不安，他便是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逃到大连，依附日本人，1931年9月借“九·一八”事变之机回到山西，次年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掌了山西大权。他重新掌权之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要送各路“客军”出境。所谓客军，是指中原大战以后退到山西的宋哲元、高桂滋、孙殿英等部。不久，宋哲元、高桂滋等部先后离晋，只剩下孙殿英一时还“送”不走。这次张学良调孙殿英北上抗日，阎锡山认为送客时机已到，当即派赵化文、马骏去游说孙殿英出兵。赵、马一到晋城孙总部，就对孙大加恭维，说什么“以君精锐之师，出兵必胜，能博得抗日英雄之美名，何乐而不为?”又说：“阎长官已亲口承诺，愿承担你军抗日所需一切弹药。”孙殿英明白，二人此来是替阎锡山“送客”的。他深知，山西虽好终是别人地盘，既然阎答应供应军需，不如借抗日之名另寻出路。就这样，孙殿英率部离开山西，开赴热河前线。

孙部开到热河之时，正值守军汤祚福(汤玉麟之子)部战败，溃不成军，孙军部署未定，即与追击的日军遭遇。时孙部官兵久未临阵，初遇日军，个个精气旺盛，作战勇猛，时报载孙军“与日军相持在林西、经棚一带，大小20余战，作战甚力”。这一仗，不仅为孙殿英赢得了抗日的名声，还使他趁机收编了汤部溃兵和一部分退到热河的东北义勇军，再一次扩充了实力。

1933年5月，长城抗战结束，孙部移驻张家口以东沙城一带。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英成为同盟军首先争取的对象之一，不但多次派人联络，还将他选为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此时，北平方面，张学良已因热河抗战失利引咎辞职，何应钦以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名义接掌华北军政，正在策划进攻同盟军，也派刘健群到沙城，许孙以察哈尔省主席和50万元巨款，让他进攻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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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的幕僚李锡九等人认为，攻打冯玉祥的抗日队伍是败坏名声、自取灭亡之途，万不可为，孙也认为此是不得人心之举，便未接受何应钦的命令。但孙殿英也不敢得罪“中央”，亦没有参加同盟军。孙殿英虽未直接参加同盟军，但孙部控制着沙城、康庄、新保安一线的一百多华里(北)平张(家口)铁路线，正好堵住了中央军进攻同盟军的道路，必须调开才行。于是，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于6月27日发表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发给10万元开拔费，令其西开。孙殿英觉得，与其夹在何应钦与冯玉祥之间左右为难，不如向西发展，遂于7月中旬率部西进，同年秋到达绥远西部的五原、临河、陕坝一带，设总司令部于包头。因不明各方对其西进的态度，便以路远费绌为借口，停滞不前。

绥远也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阎锡山好不容易才将孙殿英送出山西，不料他又到了绥远，真可谓是前门御狼，后门进虎，如果孙部久住绥西，赖着不走，必然威胁阎的统治。阎锡山为诱使孙殿英继续西行，派手下骑兵司令赵承绶，由大同库中拨给孙殿英迫击炮弹五千发，手榴弹三万颗，步、机枪弹五十万发对其进行补充，并表示愿意为孙部西进提供粮、弹，鼓励其继续向西发展。

孙殿英得到阎锡山的鼓励和许诺，考虑到自己数年来始终没有一块稳定的地盘，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不如趁此机会夺取甘、宁、青数省，做个“大西北王”。为达成这一目的，孙殿英一面与各方广为联系，谋取声援，一面在绥西整军、练兵做西进准备。当时广东方面、福建人民政府、改组派、CC，甚至伪满都有代表驻在包头，据说伪满执政溥仪还封了孙殿英一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头衔。北平军分会也派富占魁驻在孙处，名为联络，实为监视。孙殿英还聘请了共产党人南汉宸做他高等顾问，籍以向杨虎城和红军示好。时绥西有一著名股匪杨耀峰，绰号“杨猴小子”，有匪众两千余，全部是马队，而且个个是精于骑射的忘命之徒，驻军多次围剿都无功而返。孙殿英认为，西进必与马家骑兵作战，杨的匪部正好大派用场，便将其收编为两个旅，委杨以师长名义。收编“杨猴小子”以后，连同原有部队，孙殿英已有6万人马，对外诈称8万，屯据绥西进行大规模的冬季练兵，一时人操马练甚是活跃。

孙殿英还派遣大理便衣人员潜入宁夏，散发传单，抨击统治宁夏的马家：“把持地盘，残暴不仁，用人行事，专尚四同：一要同姓，二要同族，三要同乡，四要同教”。专他自己是：“本军不分种族，不重地域，不论亲疏，不问宗教，任贤用能，一本大公”。杨言“吾率十万雄兵，所向地敌。今观朔方于掌上，取陇坂若探囊，投鞭黄河，指日可渡，饮马青海，为期不远。”孙军的几万人马，历兵秣马，只能黄河封冻，便要渡河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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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孙联盟形成经过

孙殿英进军西北，宁夏首当其冲，青海则是其名义上的目的地。此时，马鸿逵正任宁夏省主席兼第15路军总指挥，与其堂兄第35师师长马鸿宾据有宁夏，人称“宁马”;马麟正任青海省主席，与其侄新编第9师师长马步芳、新编骑兵第2师师长马步青盘据青海及甘肃河西走廊，人称“青马”。得知孙部西进的消息，马鸿逵、马麒即分别至电节制甘、宁、青军务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表示反对。

朱绍良在接到二马来电以后，分别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请示应付办法，均未获答复。后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电告：“中央已任命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准带整编三师连同技术杂工人员共三万余人，经宁夏赴青海就任。请饬沿途军政机关、部队予以便利，并在可能范围内酌予协助，俾利遄行。俟抵青时，并饬青海军政当局妥予治划垦区，由孙自组屯垦督办公署，俾资工作。”

朱绍良接何电后，即分令甘、宁、青三省政府及沿途驻军一体秉办。马鸿逵随即再次至电朱绍良谓：“孙殿英已在绥西后套一带招收杨猴小子匪部，并联合东北军某部共约十余万之众。武装整齐，枪械精良，并有山、野炮等重型武器不少。无技术工人及垦务工具，不象去青海屯垦模样。究竟如何应付?请示”。青海方面，马步芳也通过其驻兰州的代表谢刚杰，用重金贿赂朱绍良之妻，希望由朱来出面阻止孙殿英部入青。在这种情况下，朱绍良便派甘肃绥署总参议张春圃飞赴北平，面谒何应钦，商量应附办法。

马鸿逵在电请朱绍良阻止孙殿英西来的同时，也在做武力抵抗的准备，鉴于所部15路军仅有步兵一师、骑兵两旅，相较孙军力量悬殊，情急之下，不得不分别向马鸿宾和马麟求助。

刘月亭、卢丰年两人在蹬口一再请求整编办法，傅作义、赵承绶等都答以奉军委会和北平军分会命令，一定要先缴械，再徒手到北平整编。此后，刘、卢又要求先编两个旅，由他二人分任旅长，只保留这两个旅的武器，阎锡山也不许，并电傅、赵，不许给孙部留一枪、一弹、一匹骡马。傅、赵等也考虑，如果给他们留枪，等于还是孙殿英发给他们的，缴械整编后即使再把枪发还给他们，那就算是阎锡山发给他们的了，对阎有好处，所以坚持先缴械，后整编。
 

刘、卢迫于无奈，只好同意缴械。缴械的办法是，由晋军布成三道防线，孙军按序列通过，通过第一道防线时，收缴全部大枪;通过第二道防线时，收缴全部马匹;通过第三道防线时尽收所有残留武器、骡马以及手枪，确实做到了不留一枪一弹。

缴械后的孙部两万余人，除由刘月亭、卢丰年编成两个徒手旅开往北平外，其余一万多人均补充山西军队。当时傅、王、赵等部不止满员，每个班都有备补兵数名，开了山西军队的先例。当刘、卢开往北京经过包头时，又由卢丰年出面，以晋军老同事的身份(卢中原大战前曾任阎锡山手下军长，因故被撤职)，多次纠缠傅、赵、王等人，要求发还一部分武器，始终为傅、赵、王等人拒绝。所谓先整编，后发枪成为一句空话。

原孙殿英所部在宁夏宣布服从“中央”的几个旅，情况也并不比进入绥远的好，李纯华旅开兰州后，在拱星墩被缴械编并，吕存义旅，被胡宗南第一师改编。

孙殿英本人到太原，虽然知到上了大当，但也是毫无办法。孙在晋祠期间，庞炳勋有一次去看他，孙慨然地说：“万没想到我攻宁夏失败，叫三个小孩子(指傅、赵、王)就收拾了。”庞答复说：“你到现在还在梦中，小孩子那有这么大本领。还不是老鬼(指阎锡山)的把戏。” ⑿言毕，两人相视苦笑。孙殿英在晋祠一直待到1936年，才离开山西去北平搞靠宋哲元，据说也是经阎锡山同意才走的。

这场“四马驱孙”之战，前后历时四月有余。孙殿英虽说全军覆灭，但个人却毫发未损。诸马不但保住了地盘，还借机征发、勒索，大发战争财;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派，成功的排除了异已，加强了对西北的控制，他们都是战争的受益者。军阀混战真正的受害者，只有无辜的战区百姓，这场战争，仅在宁夏、宁朔、平罗、蹬口四县就造成七万五千户，四十五万八千人受灾，其中死伤五千余人，财产损失两千多万元。因耕牛和种粮被抢，次年有97万亩农田无法播种。还有无数百姓，不堪战乱之扰，纷纷逃往贺兰山，冻饿而死者满山盈谷，而无论是这场战争的策划者还是参与者，又有谁来为他们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