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十二生肖谁总是能逢凶化吉|揭秘:陈云没有作战经验为何能执掌红五军团?

中国历史故事  点击:   2019-01-13

1934年,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屡战失利,形势日趋严重。于是中央苏区日益缩小,部队一天天减少。为摆脱这种极其危险的处境,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此事。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由江西北上,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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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为艰难的一段,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过去,人们对于长征中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非常熟悉,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谈到长征这一段历史时却很少提到陈云。其实,陈云也参加了长征,尽管由于中央的特殊安排,陈云没有走完二万五千里的征途(只走了12000里),但他对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把长征的胜利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并开列了18位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其中就提到陈云。长征以前,毛泽东对陈云并不了解,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毛泽东在他所提的那个名单中特别提及陈云,足见陈云在长征中的特殊贡献。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率领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一、二纵队(对外称红星、红章纵队)从瑞金出发,红一、三、八、九军团随后从各自驻地出发。

中央红军撤离苏区之前,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向红军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派中央代表,并决定由陈云担任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红五军团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由赵博生等按照党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这个军团比红一、三军团成立晚,但过去是冯玉祥的部队,受过正规训练,善于打硬仗,在格斗中用大刀拼杀是出了名的,经过3年革命战争的考验,已经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陈云赴任前,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他们除向他介绍了红五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的情况外,还向他坦露了中央的意图:突围中红一、三军团做开路先锋,八、九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当中,最艰苦的殿后掩护任务由五军团担负。周恩来还特别郑重地向陈云交代:五军团领导班子虽然很好,但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果断处理紧急问题,以加强对五军团的领导。这实际上是赋予陈云最后决定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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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过去没有在红军中担任过职务,对部队的情况不了解,也没有作战经验,一下子就挑起这样的重担,确实非常艰难,但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是陈云的一贯作风,在这样危险的时刻,他更是毫不犹豫。他向周恩来和朱德精神抖擞地表示,将与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央交给的后卫任务。

10月18日,陈云随红五军团从兴国县曲利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

红五军团担负全军后卫是极其艰巨的,当时红五军团只有红十三师和红三十四师两个师6个团的人马,要挡住几倍、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冲击,谈何容易!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时,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为,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的器材。全军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越一个山坳,这就更加加重了红五军团的负担。好在身经百战、善于用兵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当时也被贬到红五军团兼任参谋长,陈云和刘伯承、董振堂、李卓然等一起率领红五军团,边打边走,顽强阻击着敌人。

长征开始后,由于连连吃败仗,红军战士的情绪普遍不高,开小差现象严重,部队减员很快。为了了解部队情况,掌握战士情绪,长征开始不久,陈云来到十三师,与部队一起行军。行军中,他通过与战士们谈心等形式,逐步了解、掌握了战士的思想状况。在此基础上,他召开了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分析指出发生严重的战士开小差现象的原因,要求部队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减少部队非战斗减员,增强部队战斗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红五军团非战斗减员的情况有所改变。但陈云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久,红五军团即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几乎陷于全军覆没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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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天上,有敌机不断地轰炸,地上有白军密集的炮火,红军战士一个个、一批批地倒下去,整个湘江被鲜血染红了。江面渡口一片混乱,红军战士冒着密集的炮火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正当红军先头部队和中央纵队在一片混乱中勉强渡江时,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

12月1日,红一、三、八、九军团和中央、军委两纵队总算冲破敌人的堵截,勉强渡过了湘江。当时,陈云为等部队,始终守在渡口,他见到在红八军团任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尚未吃上饭,立即把自己的干粮送给他。

很快,两侧敌人已开始急速沿湘江合拢,而五军团的大部分人马仍滞留于东岸与敌人激战,如再不迅速渡过湘江,将有被敌军分割包围的危险。当时通讯联络已很困难,为此,陈云急速写信派人送给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等,要他们带领部队迅速撤离战斗,克服一切困难,冲破敌人包围,抢渡湘江。红十三师接到命令后,连夜急行军90里,抢在敌人合拢之前,渡过了湘江。而12月1日中午当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湘江边时,那里的渡口已被敌人占领。

红三十四师1000多人在师长陈树湘的带领下当天下午又来到了另一个渡口,但那里也已落入敌人之手。红三十四师试图强渡湘江时,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阵亡。渡江无望,陈树湘即率三十四师余部700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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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下94人,在一名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游击,大部死于山中。

陈云在阻击战中连续指挥战斗,曾6天6夜睡不了觉,吃不上饭。一天,陈云路过第十三师三十七团,19岁的团政治委员谢良想办法给首长弄来了鸡汤煮挂面,使陈云在极度困乏中终于吃上了一顿像样的午餐。这件事陈云一直记在心里,后来他从苏联回到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恰好遇上了来组织部办事的谢良,硬是要把他留下来,请他吃一顿从苏联带回的马肠。

湘江之战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激战达一周之久。经此一战,红军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此时的陈云也越来越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他和大多数红军战士一样,急切地盼望红军能够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

之后,红军翻越越城岭山区。越城岭被当地人称为老山界,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陈云随红五军团抵达山脚时,已是太阳西下之际。吃过晚饭,部队开始上山。他在一个连队的前面走,走一步停一步。由于天冷风大人倦,在凌晨两点露营时,不管地下是湿是干,大家横七竖八,倒地便睡。天未亮,部队吹号,起身,继续吃饭。关于这段经历,陈云后来在为宣传红军长征而假托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医口气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曾有详细的描写。
 

 

在红军过老山界之际,蒋介石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的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20万军队,设了4道防线,并布好了一个一个口袋阵。如果中央红军按原计划继续北上湘西,将钻进敌人设下的口袋。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力主部队西进,前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会议未取得一致意见。实际上,部队于会后仍继续西走,向贵州黎平前进。陈云因为随红五军团行军,距离中央纵队有好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这次会议。

18日,中央政治局到达黎平后又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西渡乌江北上,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陈云也未能参加。在黎平,中央军委下令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中央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12月下旬,陈云和刘伯承便离开了红五军团,加入了军委纵队行动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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