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日本首相|邓小平: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账最多的国家

中国历史人物  点击:   2019-01-13

1975年4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池田大作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第三次访华团,着重就准备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发表意见。邓小平指出:中日两国之间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气,做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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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霸条款可改变日形象1975年10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前外相小阪善太郎和夫人。在客人提出能否设想在霸权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上加些解释时指出:不能从联合声明后退,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

1977年12月18日接待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齐亚.哈克,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指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对日本是有利的,可以改变日本的形象。

应为中国发展做更多事1987年4月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瑞典首相、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英瓦尔.卡尔松。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说: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个要数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中国,十分蛮横、残酷。由于有过这段经历,所以我们对日本有斗争,但斗争非常克制。经过这些斗争,中日两国人民理解更深了,从而使中日关系更加成熟。

钓鱼岛可留下一代解决1978年8月1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前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的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在谈到即将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指出:中日两国建交是稍微晚了一点,现在需要把时间赶回来。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我们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

1978年10月25日上午,邓小平同福田赳夫举行第二次会谈。邓公在回答有关钓鱼岛问题时指出: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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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984年9月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邓公指出:中国有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南沙群岛问题。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历来被划为中国领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搞共同开发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

斥日篡改侵华史1982年7月29日上午,邓小平同胡乔木、廖承志、姬鹏飞、黄华、邓力群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问题。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要抓。要针对他们所说的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是什么“内政”,别国不得干涉,围绕这一点进行批驳。所谓“内政”的说法,其目的就是把过去的活动说成不是侵略。要把他们的这个观点驳倒。

1982年10月2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谈到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时邓小平说: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是用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后代,这样,怎么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呢?所谓世世代代,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只是下一代,还有好多好多代嘛!

邓小平为何要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

编者按:历史上多少惊涛骇浪,往往涌起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在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中,已召开过17次党的代表大会。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间隔,从建党早期大致每年一次,到17年、11年、13年、4年1次,再到党的十二大后固定为每5年一次,党代会的地址,从上海、广州、武汉,到莫斯科、延安,最后到北京--这种时空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从小到大、从幼稚到成熟的光辉历程。党代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标志性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夕,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正在各地热销的《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一书的作者李颖博士,再为我们解密党代会生动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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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大的整个筹备工作紧张繁忙,但是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

党章修改工作是很费力的,大家反复进行认真的讨论,字斟句酌。同志们思想上没有顾虑,畅所欲言,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气氛很活跃。

当时,刘少奇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点情况。

据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周恩来的作息时间和刘少奇比较一致,所以经常午夜两三点钟以后还打来电话。有一次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打电话问:“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秘书回答说:“他刚进卧室。”总理知道刘少奇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便对秘书说:“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秘书立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说:“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指卧室)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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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下车后,一边疾步走着,一边还借着灯光拿着材料看。上楼梯时,跟在后面的李富春看见总理还那样专心看手中的材料,便提醒说:“你要看楼梯,不要看文件了。”周恩来回头朝李富春一笑,说:“没关系,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还好。”

秘书把周恩来和李富春直接领到刘少奇的卧室。这时,刘少奇正坐在床上看材料。他们没说半句客套话,周恩来就近坐在刘少奇午休用的躺椅上,李富春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开门见山谈问题。

工夫不大,他们谈话结束了,先后下到一楼。走在前面的李富春迷了路,这时,周恩来也下来了。李富春回头一本正经地说:“糟糕,我迷失方向了。”周恩来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今天打破你的常规了,通常这时正是你做梦的时候,来,我做你的向导。

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邓小平一向做事谨慎。对于这个总书记,开始酝酿的时候,他一直是婉拒的。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曾回忆说,八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他怕刘少奇找他要文件,就坐在会议室门口准备着。常委们里面说话,他都听得清楚,内容是动员邓小平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时邓小平的声音比较大,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邓小平的态度诚恳而坚决。“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传到门外。接着是周恩来的声音:“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这时,刘少奇说话了:“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地说:“定了!”邓小平于是没有再推辞。
 

 

在中央决定邓小平做总书记时,他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书记处做,发文用中央名义。这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也是对邓小平的信任。在以后书记处的工作中,对承办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一般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转出去。

书记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参加了,邓小平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周恩来一再说他不宜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由于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宽,以后又增补了国务院和军队的同志,有李先念和罗瑞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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